刊登源自南方都市报 / 2001年6月11日, 报章标题：两地判决各异 / ST联益股权风波再起

令人奇怪的是，1998年8月31日，飞龙集权与江南支行已经在深圳交易所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但1998年9月30日，联益集团应广东飞龙董事长曾汉林的请求，就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飞龙公司未履行完毕应付款义务前，所持有的成都联益40%的法人股股权仍属联益集团所有，广东飞龙公司无支配权和处置权，不得将该股权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和抵押。也就是说，这份补充协议是飞龙集团与成都联益双方在深交所做了过户更名手续，并做了公告，且江南支行的贷款也已经发放之后才签订的。

此外，合同诈骗案立案的时间为1999年8月18日，而同年8月19日，成都联益在未告知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合同诈骗立案一事的情况下，其总经理徐怀忠到广州与江南支行，三九集团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将3421.6万股法人股转让给三九集团。但后因三九集团未筹集到足够资金而作罢。

两地文书认定不一

广东和四川两地所做的法律（裁定）判决各自依据的是民事经济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并且都是依法做出的。二者在执行时遇到的矛盾，显示出在立法取向上，现行法律法规应对到底是保护“善意取得利益”还是“追缴犯罪赃物”给予明确的价值判断。